学者声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惨案之一。在国际社会，围绕南京大屠杀问题的争议，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南京大屠杀究竟存在与不存在、对南京大屠杀事实承认还是否认的争论；另一种是在承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前提下，对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探讨。前一种争论，实际上是一切有良知的学者和人们对极少数日本右翼分子的斗争，对否定侵略历史与罪行的翻案逆流的反击。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京屠杀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和关注，其内涵也大大丰富。但是，要还原真实的大屠杀历史，不但需要学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有力配合，这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屠杀发生之初西方主流媒体即广泛报道
南京沦陷时，留在城内的《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美联社、路透社的几位西方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几天后，他们相继离开南京，迅速对日军的大屠杀进行了报道。其后留在南京的西方认识的日记、书信，也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上海、武汉等地，为媒体所用。因此，西方主流媒体对此曾有广泛和翔实报道。对处在战争旋涡中的中国而言，日军锋镝所至，生灵涂炭，很多沦陷区的日军暴行报告多为事后辗转得来，信息相对滞后，有不少语焉不详。相比之下，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由于西方主流媒体的广为报道，信息丰富，因而格外引人注目。由于中国新闻记者不可能到屠杀现场，因此，最初的相关报道几乎全部转自于西方媒体。1938年2月以后，一些劫后余生的军民辗转逃离南京，其亲历见闻才陆续刊登在中国的报刊上。南京曾是中国的首都，其沦陷后的状况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而日军在南京城内的暴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持续时间长，其恐怖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此，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呈现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全面抗战爆发后，通过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对外开展国际舆论宣传，争取国际同情；对内开展国民教育，激发民众同仇敌忾、爱国救亡的决心，即成为国民政府宣传工作的重心。国民政府在引导新闻媒体揭露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同时，组织编辑出版了《日寇暴行实录》等相关书籍。此外，还出资组织翻译和出版英国记者田伯烈编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分发给部队官兵和社会团体。
邓小平题写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名
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初，即给予高度关注，《救国时报》、《新华日报》等报刊曾刊登多篇揭露日军暴行的报道。（注：孙宅巍：《论国共两党对南京大屠杀的共识》，《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至于战后的南京大屠杀审判，中国共产党仍然继续予以关注，1946年7月31日，《人民日报》以《东京恢复审判日本战犯，我国平民出庭作证，痛述日军残暴听众均不忍闻为题，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尚德义、陈福宝等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事情。其后，又以《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南京血帐》、《前金大教授贝德证明日军在南京残暴空前》为题，刊登了证人许传音、贝德士等人作证的报道。（注：《东京恢复审判日本战犯，我国平民出庭作证，痛述日军残暴听众均不忍闻》、《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南京血帐》、《前金大教授贝德证明日军在南京残暴空前》、《人民日报》，1946年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社会进行了全面改造。作为历史遗产的南京大屠杀，其基本史实为中共所继承。与此同时，在新的社会框架内，随着政治热点的不断转换，被重新加以整合与诠释，赋予了新的内涵。
1983年底，南京市成立了相关的领导机构，市长张耀华亲自挂帅，积极推进。1985年8月15日，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在日军当年集体屠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上，陆续建立了十几处纪念碑。作为社会记忆的设施，纪念馆和纪念碑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予以保存、展示和传承，人们在这里悼念和凭吊遇难者，寄托哀思。
南京公开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集会源于1994年12月13日。在此之前，也有小型的或分散的或自发的悼念行为，如1949年首都电厂（下关电厂）对该厂被侵华日军屠杀的45名遇难工友立碑悼念；1985年后，南京下关、玄武、鼓楼、秦淮、栖霞、雨花台等区，在中山码头、北极阁、五台山、正觉寺、燕子矶、普德寺等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落成时的祭奠，以及对遇难的亲属悼念等，但大规模的公开的悼念活动，尤其是全城性拉响防空警报、火车和轮船鸣笛致哀，以此铭记惨痛历史，祭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是从1994年起，连年举行，具有连续性、规模性，且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和启发效应。沈阳从1999年9月18日起，抚顺市从2001年起，上海宝山地区从2003年8月13日起，也都纷纷仿效南京举办公开的集会，拉响警报悼念抗战先烈和遇难同胞。尤其要指出的是，从2002年12月13日起，南京改变过去单一的悼念遇难同胞的集会，溶入了“国际和平集会”的内容，邀请国际和平友好人士与会，放飞和平鸽，撞响和平大钟，发表中国第一份城市和平宣言，高唱和平之歌，等等。提升了悼念同胞的意义，使南京集会成为呼吁和平的一个创举，成为不仅仅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且是对外和平交流的一个舞台，在海内外产生越来越深刻的良性影响。
南京大屠杀的称谓、规模争议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称谓
“南京大屠杀”这一称谓，长期以来，事实上已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早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时，就将“南京大屠杀”定为专案进行审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还专门列有“南京大屠杀”一节。中国在1985年8月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97年8月于南京召开了首次以“南京大屠杀史”为专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批以“南京大屠杀”命名的学术专著、史料集、证言集、档案集、图片集。日本著名史学家洞富雄和记者本多胜一分别以“南京大屠杀”为名，出版了学术著作。1997年12月，在台湾和日本东京、大阪同时举行了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很早就成立了“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并出版了世上第一部中英文对照的《南京大屠杀》画册。
1997年12月以来，台湾、大陆的多种报刊报道了台湾学者陈在俊先生的新观点。他指出：“‘南京大屠杀’实际只能说是一个象征日军暴行的代名词，而真正的名称，应该是‘长江三角洲大屠杀’才对。‘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历史名词，现在，不只一般知识分子，就连有些历史学者，也都难免顾名思义，直觉反应，以为当年侵华日军杀、烧、淫、掳等等惨绝人寰的暴行，只是发生在南京城内外的一个小范围中”。他认为：自淞沪战役中日军于杭州湾登陆后，其杀、烧、淫、掳的范围，达于“那一大片涵盖苏、浙、皖三省各一部分地区的广袤平原”，即“长江三角洲”。陈先生并进一步推论，在日军所过之“长江三角洲”五六十个县中，至少有三四百万人遭到杀戮。
根据我对陈在俊先生的了解，他堪称一位成果卓著的史学专家，长期以来，致力于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揭露和研究，勤于发掘有关的历史档案资料，其论著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长江三角洲大屠杀”一说的提出，是为了实事求是地清算日军在上海——南京间，亦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全部暴行。他警示人们在观察日军暴行时，不要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南京城内外的一个小范围中。其用心之良苦、表白之坦诚，令人钦佩。但是，回到“南京大屠杀”的称谓上来，我倒仍然觉得，还是称“南京大屠杀”为好。理由有二：一是约定俗成。“南京大屠杀”乃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术语，如今因袭使用，保持历史术语的连续性与继承性，更便于通过这一历史事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回击少数右翼分子的翻案逆流。在国际社会，肯定者与否定者，正直的人们与别有用心者，在争论与斗争中，都是通过“南京大屠杀”这一称谓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回击对方。二是名实相符。因为历来提及“南京大屠杀”时，它所自然包含的地理范围也就是陈在俊先生所说的那个“南京城内外的一个小范围”。既然如此，当然还是以“南京大屠杀”相称，更加恰如其分。值得一提的是，使用“南京大屠杀”的称谓，丝毫也不意味着不承认在南京地区之外，还有其他众多的大屠杀；丝毫也不意味着不可以在扩大了地区范围之后，使用“江苏大屠杀”、“苏浙皖大屠杀”、“长江三角洲大屠杀”一类的名词。
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取了“南京大屠杀”这个称呼，人们就会认为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屠杀暴行只有南京一处。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概念的误解的话，即使推出了“长江三角洲大屠杀”这一称谓，那也还是存在将日军的屠杀暴行局限于长江三角洲这一地区之嫌。如此演绎下去，势必只有用“中国大屠杀”、“东亚大屠杀”的称谓才能最后解决问题。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规模
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历来是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在这一争论中，除了“虚构派”完全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和“中间派”把南京大屠杀的规模缩小到三四万人之外，在许多严肃的论著中，对其规模的认定也大相径庭。大陆官方与学者较为一致地将其定格为“30万以上”；日本的“肯定派”学者一般认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在20万-30万人之间；在台湾，一般依据中国军事法庭判决书的数字，有34万人之说；在美国，近年也有提出有35万人遇难。
世界各地的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人数，都如此重视，各自根据自己的研究、演绎，提出了自己的估算。尽管百花齐放，各不相同，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研讨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助于接近这一命题中的绝对真理，有助于对“否定派”的翻案逆流给予全面的反击。
本文中，笔者不准备对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人数再作具体的考证，因为这样的论述，笔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已经进行了多次。这里，我只想就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规模问题，谈几点想法：
第一，应当有一个规模性的界定。笔者在某些国际学术研讨活动中，感觉到这样一种情绪，即有少数人对于讨论死难者的人数和规模，表示反感。当然，如果仅仅“纠缠”于死难者的人数和规模，而置对暴行的全面揭露于不顾，这是不可取的。但平心而论，对一件“大屠杀”案的暴行的揭露，又实离不开规模性的界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入口墙壁上镌刻的“300000”这一数字，便是一个较为准确的规模性界定。许多参观者的心灵受到震撼，首先便是从这一数字开始的。缺少了这一规模性的界定，对南京大屠杀规模的研究，便成了一笔糊涂账。
第二，宜粗不宜细。对于像南京大屠杀这样有数十万人遇难的大惨案，不应过分追求数字的精确。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无法精确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宜粗不宜细，留下适当的空间，让人们去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大陆学者采用“30万以上”这种稍带模糊的表述方法，较为适宜。
第三，从实际出发。南京大屠杀的规模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受人们主观意志的支配。遇难者的人数，受到南京沦陷时实有人口和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残留人口这两个因素制约，随意压低死难者的人数，固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任意抬高这一数字，同样也将经不起实际情况的检验。
第四，求同存异。这个“同”，就是承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暴行的存在。在这个大前提下，应当允许有不同见解、对遇难者人数的不同表述的存在。笔者认为，只要对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持肯定的态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持批判的态度，在推算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人数是比30万更多一些，还是比30万再少一些，应当是可以讨论的。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学界与社会各界日益重视
中国学术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从8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的。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各界开始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政治思想开放，学术研究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早在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师生曾在高兴祖老师的带领下，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962年写成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该研究此后一直中断，直到1979年这部书稿才编印出版供内部交流。二是1982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日本右翼分子不断美化侵略和否认南京大屠杀，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近代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使中国人民特别警觉。1983年，在民众强烈呼吁下，南京市决定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此，南京市组织部分专家学者成立课题组，开始收集史料，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南京市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以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1998年12月，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这一专门研究机构。2006年4月，南京大学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由江苏省和南京市与南京大学共建，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除南京地区的学者外，武汉、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和研究院所也有部分学者积极参与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如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利用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的机会，搜集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的书信日记，并根据这些资料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上海社会科学院程兆奇研究员则针对日本“虚构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搜集史料并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队伍中，一些业余研究者在史料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如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的吴先斌和四川建川博物馆的樊建川等收藏有大量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学术界的日益重视、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相关课题研究经费的支撑，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日益深入。
史料工作坚实推进，成效巨大
历史研究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从史料性质来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大体可分成三类：第一是档案类，主要是指战争期间和战后东京、南京审判所形成的资料。这类史料在中国主要集中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由于当时仍有20多名西方人士留在南京，以及大屠杀后期也有部分国家的外交官回到南京，因此，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档案馆也收藏了部分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在日本，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利用美军占领之前的空隙时间，焚毁了包括涉及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责在内的大量档案资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档案存世已很少。第二是文献类，主要指当时国内外对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刊报道和相关专题出版物等。第三是口述历史资料，主要指80年代以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日本侵华老兵的访谈记录。
近20年以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下，相继挖掘搜集出版了一批南京大屠杀的专题史料。80年代，为了推进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国内相继编辑出版了三本南京大屠杀的史料集 ，其资料大都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其内容也主要以中国受害者方面的资料为主。90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最具重大影响的是一批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等文献资料的发现，如1997年江苏出版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拉贝日记》 ，1999年，章开沅搜集了10位美国传教士的书信日记，编辑出版了《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 ，其后金女大美国教授明妮·魏特琳的《魏特琳日记》也很快出版。 另外，日本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也由江苏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
进入本世纪以来，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的精心组织下，国内外数十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通过四年多的努力，足迹遍布美、日、英和德等数国和地区的档案、图书馆，搜集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文献，以及加害者、受害者和中立第三国人士的日记书信和口述资料，并于2005年开始陆续结集出版，现已出版28册，约1500万字。笔者认为这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内容全面丰富，这套资料集搜集了海内外各方面的资料，按照若干专题进行编辑，内容涉及日机轰炸、南京保卫战、幸存者日记与回忆、幸存者调查口述、尸体掩埋、美国传教士日记与书信、德国外交使领馆报告、国内外新闻媒体报道、东京审判、南京审判、日军官兵日记与回忆、社会调查与统计、历史影像、英美使馆报告、安全区和自治委员会文书等不同专题。二是新鲜资料多，许多珍贵资料如东京审判庭审纪录、社会调查统计、幸存者调查口述、日军文书及官兵日记等在国内多为第一次正式公布。三是史料客观公正，在资料搜集整理过程中，尽管史料之间出现不一致，甚至史料之间多有矛盾之处，但编者坚持保存史料原貌的原则，不加任何改动，以供历史研究者在使用时加以考辩、解析。据悉，此套资料集仍在继续编辑过程中，预计在今年内还将会推出10余本。毫无疑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将会极大地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
日本学术界的论争及各派论点
70年代日本报纸揭露大屠杀罪行 引起社会震惊
日本学术界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否真实的论争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早从1966年起，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就开始了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并于1967年出中用较大篇幅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事件。1971年，《朝日新闻》社记者本多胜一出版了《中国之旅》，内中揭露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战争罪行。战后以来一直被当局掩盖的、包括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内的日军反人道暴行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了海内外尤其是日本社会各界的震惊。接着，洞富雄的《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出版)问世。《南京事件》不仅是洞富雄的第一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代表作，也是战后日本史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第一部专著，内中详细考证和揭示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并得出结论认为，日军从1937年末到1938年，在南京至少屠杀20万人以上的中国军民，进一步使这起被封锁20余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再现。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行径被曝光，无疑是对那些拒不承认战争责任，拒绝反省、谢罪和道歉的朝野上下右翼保守势力的一记最沉重耳光。于是，首先站出来的是被称作“超保守派”的作家铃木明，1972年，铃木明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等一系列文章;次年又将这些文章编辑成《“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公开出版(文艺春秋社1973版)，攻击本多、洞富雄的著述“能够证实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并不存在”，属于“捏造”，还通过一些随军记者和参战官兵的“目击证言”，以及一部分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资料”，得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结论。1975年11月，战争经历者山本七平将他在《诸君》杂志上发表的连载文章编辑成《我所在的日本军》(上、下) 出版，诬称“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于是，两种观点展开了第一次交锋。
为回击“虚构派”的谰言，1973年，洞富雄又先后编纂出版《日中战争史史料第8 卷·南京事件1》和《日中战争史史料第9卷·南京事件2》(河出书房) ，1975年再推出《对南京大屠杀“虚构化”行为之批判》(现代史出版会) ;本多胜一出版了《笔的阴谋》(潮出版社1977年版) 。这些史料和著作如同重磅炮弹，从史料到研究都对“虚构说”予以了全面的批驳，“虚构派”除了重复旧调以外，没有其他“新鲜”史料应对，只能招架一时便草草收场。
日本司法机关正式承认日军在南京罪行
进入80年代，日本新保守主义路线出台，中曾根内阁明确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日本开始向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虚构派”的阵容有所扩大，不再是铃木明等人“孤军作战”，先后又有田中正明、渡部升一、富士信夫以及秦郁彦、板仓由明等人登场，就南京大屠杀是否真实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面对“虚构派”的反扑，坚持事实求是的日本史学界人士没有退却，而是积极出击。1984年，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笠原十九司、吉田裕、井上久士等学者组织一个“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定期召开研讨会，交换资料、切磋认识、出版著书，用史料和真实回击“虚构派”的谰言。这一时期，先后有洞富雄的《决定版·南京大屠杀》(现代史出版会1982年) ，年轻学者吉田裕的《天皇军队与南京事件》(青木书店1986年)，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南京事件现地调查》(一桥大学吉田裕工作室内部版1985年) ，洞富雄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明》(朝日新闻社1986年) ，洞富雄与藤原彰、本多胜一合著的《思考南京事件》(大月书店1987年)、《到南京大屠杀现场》(朝日新闻社1988年) ，藤原彰的《新版·南京大屠杀》(岩波书店1988年) ，本多胜一的《被审判的南京大屠杀》(晚声社1989年)以及《走向南京的道路》(朝日文库1989年)。此外，还有洞富雄编辑的《日中战争·南京大屠杀事件资料集(一、二卷)》(青木书店1985年)。这些著作和资料集以丰富、翔实和确凿的史料，把一幕幕血雨腥风的历史悲剧再现在世人的面前，并针对“虚构派”的论调予以一一批驳，大壮了大屠杀肯定派的阵势。
进入90年代，两种观点的论争告一段落，“虚构派”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一度偃旗息鼓。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日军至少在南京屠杀无辜民众20万人以上这一历史真实在日本社会几乎得到普遍的认同。因此，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庭在判决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时，明确裁定文部省删改家永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事件”以及“奸污妇女行为”的内容属于违法，这一判决表明，日本的司法机关也不得不正式承认日军在南京的罪行。
2000年1月21日，东京高等法庭判处《东史郎日记》构成所谓的“名誉毁损罪”，右翼团伙趁势渲染“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2000年1月23日，日本社会各界的右翼团伙聚会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召开一次所谓“20世纪最大谎言———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的会，把战后以来第三轮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闹剧推向高潮。
针对“虚构派”的进攻，大屠杀“肯定派”予以了有理有力的回击，许多学者还在各类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证实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同时，一些新闻记者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查和研究。1996年，记者小野贤治整理出版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第13师团山田支队士兵的阵中日记》(大月书店) ，小野氏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论争及各派论点评析用了8年时间逐一走访了生存的原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的士兵，记录整理了200余份证言，收集到24册阵中日记，结果证实，日军占领幕府山炮台之际，所杀害的中国人俘虏同中国方面在该地设立的纪念碑记载的5万7千人的数字几乎相同。
美国文本记录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期间，居留南京和不在南京却关心南京局势的美国人士对事件的大量报道、观察、记录和分析，构成关于南京大屠杀史富有特色的第三方文本，并传播到中国各地、欧洲和美国。美国文本记录了日军屠杀、强奸、抢劫、纵火、贩毒、推行“慰安妇”制度等犯罪事实，揭露了日本掩盖战争罪行的举措，在东京、南京审判中体现其证据价值。美国文本产生于美国人士对中国军民进行人道救助的同时，亦体现了美国人士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思虑。
美国文本的作者构成，可分为三类：一是新闻媒体记者。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记者共有五人，其中四位是美国记者，他们是美联社记者叶兹·麦克丹尼尔(C.Yates.McDaniel)、《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特洛简·斯提尔(Archibald.Trojan.Steele)、《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杜丁(Frank.Tillman.Durdin，或译蒂尔曼·德丁)、派拉蒙新闻摄影社记者阿瑟·孟肯(Arthur.Menken，或译门肯)。南京沦陷时，他们都在南京。另有《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哈立德·阿本德(Hallett.Edward.Abend，或译埃邦德)和《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John.B..Powell)，大屠杀期间虽不在南京，但亦对此事件保持了关注。二是以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为主体的美国官方人员：大使馆二等秘书爱利生(John.Moore.Allison，或译阿利森)、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James.Espy)、工作人员麦克法恩(A.A.McFadyen)。1938年1月6日，他们作为第一批西方外交官从上海返回南京(另有德国外交官和英国外交官于1月9日返回南京)。外交人员中，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Nelson.T.Johnson)、驻日大使格鲁(Joseph.C.Grew)、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C.E.Gauss)大屠杀期间均不在南京，但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较多相关资料。国务卿赫尔(Cordell.Hull)和总统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作为决策者，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有原则上和立场上的宣示。另有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卡伯特·科维尔(Cabot.Coville)和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哈利·雅纳尔(Harry.E.Yarnell，或译为亚奈尔、亚内尔)等，对南京形势亦十分关注。三是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7年11月29日宣告成立，次年2月改组为国际救济委员会)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1937年12月13日成立)成员为主体的美国民间人士。其中，主要是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医院(即鼓楼医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包括查尔斯·里格斯(Charles.H.Riggs，中文名林查理)、舍尔·贝德士(Miner.Searle.Bates，或译贝茨)、刘易斯·史迈士(Lewis.S.C.Smyth，或译斯迈思)、C.S.特里默(C.S.Trimmer)、罗伯特·威尔逊(Robert.O.Wilson)、格蕾丝·鲍尔(Grace.Bauer，中文名鲍恩典)、伊娃·海因兹(Iva.Hynds)、詹姆斯·麦卡伦(James.H.McCallum，中文名麦克伦)、明妮·魏特琳(Minnie.Vautrin，中文名华群)等人。这些人多为教会背景，来到中国系受各差会(Missionary.Society，即基督教会内部各派别，如长老会、基督会等)派遣。另有专职传教士和金陵神学院神职人员，如欧内斯特·福斯特(Ernest.H.Forster)、约翰·马吉(John.G.Magee)、普拉默·米尔士(W.Plummer.Mills，有资料译为米尔斯)、乔治·菲奇(George.A.Fitch，中文名费吴生)、休伯特·索恩(Huberbt.L.Sone，中文名宋煦伯)等。金陵大学植物学教授艾伯特·斯图尔特(Albert.N.Steward，中文名史德蔚)大屠杀高潮期过后来到南京，亦有记述。上述三种类型的美国人士，以南京大屠杀期间身处南京的人士为相关文本的主要作者。
暴行：尸体堆积5英尺厚 怀孕妇女被剖腹
美国人士原本猜测占领南京的日军将恢复日常秩序，用魏特琳的话说，“好像所有的一切都行将结束了”，但日军的大屠杀，随即成为美国文本记载的主要内容。
首先，美国文本记录了日军对中国军民进行的屠杀。斯提尔离开南京时，估计有5000—20000名军人被屠杀。“最后看到的是沿岸附近城墙前被处决的一伙中国人，有300人。那里已经堆了没膝高的尸体。”“从下关出城时，记者的汽车不得不从堆积了5英尺厚的尸骸上通过。日军的卡车和大炮也这样通过。”斯提尔的报道，被杜丁证实，他写道：“大部分已经缴械、准备投降的中国军人已是求助无门，他们被有组织地搜捕并处决。有20000名中国军人被处决是极有可能的。”1938年1月3日，威尔逊医生记录了一个17岁男孩的证言：1937年12月14日，约10000名15岁到30岁之间的中国男人被带到轮渡码头附近的江堤杀害，3个人死里逃生。这10000人中，约6000人是士兵，4000人是平民。不少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是在难民营被日军搜出并杀害的。虽然这样被屠杀的军人只占全部受害者的小部分，但美国人士坦承了自己的相应“责任”，说：“我们确实认为日本人会适当地处置解除武装的士兵，因此当这些人来找我们时，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放下武器躲进一两个难民营就会安全的。后来的几天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杀死了！”1938年2月2日，在南京现场的爱利生等人向美国政府提出详细报告，说：“所有前中国士兵和那些被怀疑是的人均遭到系统杀戮。尽管得不到准确报告，但据估计，远远超过2万人被以这种方式处决。”被害人数不断上升。1938年3月，汉口的美国刊物提到：“到目前为止，南京的日军至少杀害了8万中国人。”1938年4月魏特琳的记录是：南京的慈善组织红卍字会从1月中旬到4月14日，在城区掩埋1793具尸体，其中80%是平民；在城外，掩埋39589具尸体，约2.5%是平民。“这些数字不包括下关和上新河地区在内，我们知道那里还有可怕的生命损失。
其次，美国文本记录了日军的性暴行。威尔逊医生毕业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大屠杀期间，每天要做几十台手术的威尔逊经常要和其他美国人一起，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值夜班，保护避难妇女，但1937年12月17日晚上，日军士兵仍翻墙强奸了16名妇女。1938年1月3日，一位40岁左右、脖子被日军砍了4刀的妇女告诉他：1937年12月31日，日军诡称找人帮军官洗衣服，将6个妇女从难民营带走，她们白天洗衣服，晚上被轮奸，其中5人每晚被强奸10—20次，另一个年轻漂亮的每晚要被强奸40次左右。1937年12月17日，有中国妇女告诉魏特琳：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就在魏特琳祈祷“要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些恐怖的事实就好了”的时候，日军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楼里挑选妇女，“被抓走的妇女们哭喊着”。她还记录到，日军士兵在抓不到年轻姑娘时，甚至找青少年男孩。强奸给妇女们造成严重后果，安全区档案记述了被强奸致死的案例：“一个茶馆老板的17岁的女儿被7名日本士兵轮奸，并于12月18日死亡。在平安巷，一名姑娘被日本士兵强奸致死。”强奸还导致很多妇女怀孕。史德蔚记述道：“最近几个月，有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大学医院求助大夫为他们卸掉了不受欢迎的‘包袱’。”除这些显性的伤害，强奸还造成被侮辱妇女长期遭受PTSD(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中文译为“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的隐形折磨。
魏特琳：日本掩盖屠杀新闻只有4句真话
第三，美国文本记录了日军对大屠杀罪行的掩盖措施。史迈士记述了一幕闹剧：“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个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没有重复呢！”日军还通过其控制的《新申报》，美化处于大屠杀之中的南京，这一点，美国人士同样记录在案。如一篇报道称：“难民处收容了100000多名难民，他们开始对身穿黑黄色制服的军官和士兵变得非常友善。目前有一大批店铺已经开张，他们的生意都非常忙碌和兴旺。难民们的孩子从未见过日本士兵，他们簇拥着去围观士兵们。”魏特琳对《新申报》1938年1月8日《日军使难民沸腾起来，南京城和谐气氛令人高兴地发展中》的文章辛辣地讽刺说，文章25句话，只有4句是真的，“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美国人士的现场目击证据说明，如今经常出现于日本右翼著作中的南京日军与中国居民所谓“和谐相处”的照片和文字，纯属有意捏造。
美国文本以其第三方立场，在大屠杀事件发生当时，即已显现出无可替代的证明力。战后，美国在日本首先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真相，美国文本被提交给东京和南京，成为清算日本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的重要依据。美国文本由此超越中国历史的范畴，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随着冷战的发生，美国不再揭露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暴行。而中国大陆方面，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对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尤其是美方人士作用的认识发生颠覆性变化。美国文本再次被尘封。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文本再次被美、日、中学者全面“发现”出来，引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不断深化。可以说，美国文本与南京大屠杀史本身一样，经历了反复的“发现”与“再发现”，最终成为人类关于战争的共同记忆的一部分。【点击此处返回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专题】
参考资料：
朱成山：《祭祀抗战先烈和遇难同胞的价值评析及思考》，原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网站；孙宅巍：《关于南京大屠杀称谓、规模和地域的争议》，载《民国春秋》1998年第6期；王希亮：《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论争及各派论点评析》，载《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张连红：《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载《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张生：《美国文本记录的南京大屠杀》，载《历史研究》2012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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